中國技術經濟學會工程建設管理專業委員會、東南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南京研究院智能建造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東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承辦的中國技術經濟學會第三屆神經工程管理學術會議暨工程建設管理專業委員會2025年學術年會于2025年6月20日-22日在東南大學九龍湖校區成功舉辦。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總經濟師，中國技術經濟學會黨委書記、理事長李開孟出席6月21日上午的開幕式，并發表題為“中國工程管理范式重構：從合規監管轉向價值創造”的主旨報告。根據發言內容整理形成本文。

中國工程管理范式重構：

從合規監管轉向價值創造

工程管理通常被界定為“對工程建設項目全生命周期內的資源、技術、經濟、組織等要素進行計劃、組織、協調與控制的系統性活動”（GB/T 50326-2017《 建設工程項目管理規范》），其核心邏輯植根于工業時代的泰勒主義管理哲學，強調通過標準化流程、分工協作實現工期、成本、質量的控制，以確保擬建項目的合規執行。數字時代的工程管理必須突破傳統邊界，轉型為“通過整合技術、經濟、社會、生態等多維要素，在工程項目全生命周期中創造多維最優價值的集成化管理活動”，體現為管理對象的拓展，即從單一項目實施轉向“工程系統+環境系統+社會系統”的協同治理；管理目標的升維，即從“合規達標”轉向“價值創造”；管理范式的轉型，即從線性管控轉向動態協同。

一、中國工程管理的演進脈絡與階段特征

（一）制度移植與初步探索期（20世紀50年代-90年代初）

新中國成立初期，工程管理以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自營建設單位和工程指揮部模式為主，管理邏輯植根于蘇聯援建項目的行政化組織體系。1984年魯布革水電站項目首次引入世界銀行貸款及國際招標機制，標志著我國工程管理與國際慣例的首次接軌。這一階段的本質是通過制度移植突破計劃經濟桎梏，初步建立“投資-建設-管理”的分離機制，但尚未形成系統化的管理理論體系。

（二）制度建構與體系完善期（20世紀90年代-2004年）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1991年二灘水電站推行項目法人責任制，逐步構建起“項目法人制、招標投標制、工程監理制、合同管理制”的“四制”框架，配套形成“估、概、預、結、決”的“五算”投資管控體系。這一階段以《建筑法》（1998年）的頒布為標志，工程管理從經驗主義向制度化、規范化轉型，但管理重心仍局限于施工階段的合規控制，尚未形成全生命周期管理思維。

（三）專業分化與管理深化期（2004-2017年）

國務院于2004年發布《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提出推行代建制，推動工程管理從行政化模式向專業化治理轉型。這一階段呈現三大特征：（1）主體分化：代建單位、監理單位、造價咨詢等專業機構形成分工體系；（2）工具創新：BIM技術、項目管理信息系統開始應用于工程實踐；（3）標準迭代：《建設工程項目管理規范》（GB/T50326）等國家標準陸續發布。同時，專業分工導致管理碎片化，各環節協同機制缺失問題逐漸凸顯。

（四）集成化與價值導向期（2017年至今）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建筑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7〕19號）提出“全過程工程咨詢”，標志著工程管理從單一環節管控向全生命周期集成轉型，呈現“三化”趨勢：（1）管理模式集約化：整合投資決策、設計、施工、運維等環節專業能力；（2）技術應用智能化：數字孿生、區塊鏈等技術賦能工程價值管理；（3）目標導向價值化：從“程序合規”向“價值創造”轉變，但尚未完成系統性范式轉型。

二、工程管理現存問題的系統性剖析

（一）制度性障礙：程序正義與價值創造的失衡

1.規制體系的工具理性異化

現行《招標投標法》《政府投資條例》等法規構建了嚴密的程序管控體系，但存在三大矛盾：（1）統一程序與項目異質性的矛盾：國家層面統一的招投標程序難以適配EPC、PPP等復雜項目模式運作需要，一些項目因招投標流程僵化導致前期周期延長；（2）合規要求與效率目標的沖突，如一些項目因環保、通航等審批環節重復而導致審批周期延長；（3）行政監管與市場主體的權責錯位，如行政部門通過監理工程師等制度實施監管，但不承擔項目失敗責任，形成“監管越位而責任缺位”的悖論。

2.部門規制的碎片化困境

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的規制文件存在各種沖突：（1）法律適用沖突：《招標投標法》與《政府采購法》在工程采購方式界定上存在重疊，如部分項目因法律適用爭議導致合同效力糾紛；（2）標準體系割裂：如房建領域規制文件數量是交通領域的3.2倍，市政工程與水利工程的造價計價規范差異率達15%-20%；（3）審批流程冗余：某產業園區項目需要通過12個部門的19項專項審批，其中節能評估與環評的內容重復超過30%。

（二）管理機制缺陷：價值創造的系統性梗阻

1.全周期管理的斷裂效應

工程各階段管理存在“三脫節”：（1）決策與實施脫節：某商業綜合體項目因前期市場調研不足，建成后空置率達35%，遠超15%的行業合理水平；（2）設計與施工脫節：傳統DBB模式下，設計變更導致某橋梁項目施工返工率達8.7%，增加投資1200萬元；（3）建設與運維脫節：某地鐵項目因運維需求未納入設計，后期需要付出大量投資進行改造。

2.價值評價體系的導向偏差

現行評價體系存在“三重三輕”現象：（1）重程序合規性評價（如審批文件完整性），輕價值創造能力評價（如投資收益率的提升）；（2）重技術指標考核（如工程質量合格率），輕經濟價值分析（如項目對區域經濟的拉動效應）；（3）重短期建設效果（如工期履約率），輕長期運維價值（如工程全生命周期成本）。

（三）執行層面困境：專業化能力的結構性短板

1.從業人員的價值創造能力不足

工程管理人員的大部分工作時間用于應對各種合規性檢查，很少有時間用于價值優化活動。項目團隊具備工程經濟與管理復合背景的人員占比較低，難以履行投資控制和價值增值管理的責任。

2.咨詢服務的價值傳導機制失靈

傳統咨詢服務收費模式與價值創造脫節：（1）勘察設計收費按造價比例取費，導致設計單位傾向于“保守設計”，如某辦公樓項目因安全系數取值過高導致工程造價顯著增加；（2）監理服務取費不足造價0.8%，導致高素質人才流失，如某高速公路項目監理人員中持證上崗人員比例僅68%。

三、工程價值的多維解構與動態內涵

（一）價值的多元維度：從經濟理性到系統協同

1.經濟價值的核心地位

傳統工程管理將投資回報率（ROI）、全生命周期成本（LCC）作為價值核心指標，但現代價值管理需要突破短期財務視角，建立“經濟價值密度”概念，即單位投資創造的可持續經濟績效，如綠色建筑通過光伏一體化設計，可使每平方米投資的年發電收益顯著提升。

2.社會價值的隱性賦能

工程項目的社會價值體現在多個層面：（1）公共服務屬性。如扶貧公路項目通過設置產業驛站，使沿線農產品流通成本降低，帶動農戶增收；（2）就業帶動效應。如通過以工代賑創造就業崗位，惠及低收入群體；（3）文化傳承價值。如某辦公區采用“合院式”建筑布局，使傳統營造技藝在現代工程中得以延續。

3.環境價值的剛性約束

在“雙碳”目標的導向下，環境價值從“成本項”轉變為“價值項”。如某產業園區項目通過BIM技術優化土方平衡，減少建筑垃圾外運量；某體育場館項目采用“零碳運維”模式，通過光伏+儲能系統實現減碳目標，并通過碳交易收益反哺運營成本。

（二）價值的時空維度：全生命周期的動態平衡

1.時間維度的價值遞延

工程價值呈現“前期投入-中期釋放-后期增值”的曲線特征。尤其是一些大型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項目，往往屬于百年工程，投入運營后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形成長期價值增長極。

2.空間維度的價值外溢

工程價值具有顯著的空間輻射效應，如上海虹橋商務區以高鐵站為核心，通過TOD模式進行綜合開發實現1公里范圍內商業、辦公、居住的價值聯動，明顯提升土地溢價，帶動區域協同發展價值涌現。

（三）價值的利益相關者維度：從單一主體到多元共治

1.業主方的價值訴求重構

政府投資項目更關注外部性影響，如某居民安置房項目采用“造價限額+品質承諾”模式，既控制單方造價又實現綠色建筑標準；企業投資項目強調“價值彈性”，如某數據中心項目通過模塊化設計，使后期擴容成本大幅降低，以適應算力需求的動態變化。

2.使用者的價值感知量化

引入神經工程管理方法量化用戶價值，如某醫院通過腦電監測患者候診區體驗，發現冷色調墻面可使焦慮指數明顯降低，據此調整裝修方案后使得患者滿意度提升；某地鐵項目通過眼動追蹤技術優化導向標識，提高了乘客換乘效率，延誤投訴率大幅下降。

3.社會公眾的價值參與機制

建立“價值共創”平臺。如某城市廣場項目在方案設計中通過數字孿生系統收集市民意見，據此調整觀景平臺高度，使城市觀景價值大幅提升，同時減少風噪投訴。

（四）價值評估范式：從單一指標到多維矩陣

1.價值評估的指標體系創新

采用動態價值評估模型，利用“情景分析法”量化價值的不確定性。如某跨海大橋項目通過構建氣候變化、交通量增長、區域經濟波動三個情景，測算出不同場景下的價值風險系數，為彈性設計提供依據，使百年周期內的價值波動幅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2.價值創造的激勵機制

推行“價值分享合約”。如某PPP項目約定，當項目IRR超過8%時，超額部分的30%作為社會資本方的價值創造獎勵，促使社會資本方通過優化運維方案將IRR提升至9.2%，不僅使社會資本方收益提升，也使得政府方獲得高額額外稅收收益。

3.價值理性的范式轉型

工程管理的價值轉型本質上是管理哲學的范式轉換。傳統模式遵循“泰勒主義”效率邏輯，現代價值管理秉持“人本主義”理念。這種轉型要求工程管理應建立“價值敏感型”決策思維，在工程方案比選中植入價值權重因子。通過對價值的多維解構，工程管理才能從“合規性執行”升維為“價值型創造”，真正實現從“建工程”到“造價值”的本質跨越。

四、工程管理價值創造范式重構的實現路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程建設成就斐然。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工程大國。40多年來，由于工程建設對人才培養的現實需要，我國各高校設立了大量與工程管理相關的院系。無論是工程建設實踐還是工程管理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我國都經歷了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全世界工程建設領域的重大成就，主要來自于中國。全球工程管理研究的鮮活案例，也主要來自于中國。然而，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這不僅表現為工程建設規模增長速度的下滑，更表現為當前工程管理模式已經難以適應新時代工程強國建設的客觀需要，這將倒逼我國工程管理范式進行深刻變革，并對高等院校工程管理相關學科發展及教學科研工作提出新挑戰。從“合規監管”轉向“價值創造”，應從制度重構、管理創新、能力建設和全球治理等維度實現工程管理價值創造范式重構。

（一）制度重構：構建“目標-過程-責任”三位一體的規制體系

1.價值文明的理念轉換

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的轉變，本質是工程文明的躍遷。價值文明的構建，最終將推動中國工程管理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深耕”，并據此進行制度重構，完善工程價值創造治理體系，為全球工程治理提供“中國方案”。隨著價值創造體系的成熟，我國有望在國際工程管理領域形成“標準制定權、價值定價權、模式輸出權”三位一體的競爭優勢，真正實現從“工程大國”到“工程強國”的跨越，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筑牢工程管理的價值根基。

2.規制邏輯的范式轉換

從“程序管控”轉向“目標導向”，應在國家層面研究制定“工程管理價值創造指引”等標準規范，明確投資項目價值目標及其政策導向，完善促進工程價值創造治理框架的頂層設計；應通過建立“負面清單+信用管理”模式，對低風險項目簡化審批流程，優化項目管理程序。

3.部門規制的協同整合

構建“1+N”規制體系，在國家層面工程管理制度體系系統謀劃的基礎上，完善各部門的工程管理專項實施細則，力戒部門之間的制度沖突，加強協調統籌，形成價值創造的規制合力。

（二）管理創新：打造全生命周期價值管理體系

1.全過程工程咨詢的深度賦能

在前期決策階段，加強可行性研究及價值工程（VE）等工具的應用，明確擬建工程的多維價值目標及績效管理要求；在工程實施階段，采用BIM+FM等技術，實現設計變更實時預算控制，避免設計與運維的脫節；在工程運維階段，建立設施性能指標與維護成本的關聯模型，通過預測性維護等措施降低運維成本。

2.沖突管理的系統化升級

基于項目管理協會（PMI）的沖突管理理論，構建“三維響應機制”。在預防維度，明確沖突解決流程；在處置維度，采用“正視沖突”策略，通過設計-施工聯合研討會等方式解決技術沖突，縮短工期；在復盤維度，建立沖突數據庫，通過歷史案例分析等方式降低同類沖突發生概率。

3.價值創造工具的突破性創新

工程項目價值創造管理工具的變革動力，主要來源于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等創新性技術在工程管理中的應用。如開發元宇宙工程管理場景，通過VR+腦機接口技術實現設計評審效率提升，空間感知誤差降低等。施工人員通過神經反饋訓練，降低高空作業安全事故發生率。構建生物智能與工程價值融合機制，比如基于神經網絡的混凝土性能預測，通過AI算法優化配合比，使混凝土強度標準差降低，耐久性提升；利用生物啟發算法（如蟻群算法）優化施工調度，壓縮工程項目關鍵路徑工期并減少能耗等。

（三）能力建設：培育價值創造的生態體系

1.專業分工的價值網絡重構

打破“碎片化”管理模式，形成三大價值集群：一是決策咨詢集群，由投資顧問、經濟專家、神經管理等跨專業的專家組成，為工程項目提供“認知負荷-投資回報”關聯分析等，優化可行性研究方案設計；二是技術實施集群，整合BIM工程師、數字建造專家等，通過全專業協同設計，降低施工沖突率，優化工程組織實施；三是價值運維集群，引入設施管理和數據分析專家，通過“性能合約”等模式，優化項目組織結構和運營模式，在提升運維效率的同時分享節能環保、社區發展、產業促進等綜合收益。

2.人才培養的知識體系重構

構建“工程管理+”跨學科培養模式：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核心課程增設工程經濟學、技術經濟學、神經管理學、數字技術應用等模塊；在教學實踐環節推行“雙導師制”，聯合舉辦卓越工程師學院，推動高校與工程管理專業機構合作培養現代工程管理專業碩士或博士等。

3.咨詢服務價值的定價機制重塑

推行“價值分享”的咨詢服務收費模式，降低基礎服務費用占比，強調績效服務費與投資節約、工期提前等價值創造績效部分的指標掛鉤；通過“基礎費+節約額分成”等模式，鼓勵工程咨詢機構為項目業主單位節省投資和創造效益。

（四）全球治理：構建工程價值管理新秩序

1.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中國主導的價值管理標準體系正加速形成，比如牽頭組建ISO/TC59/SC13“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組，將中國的“五算合一”投資管控方法納入國際標準，已有多個國家采納。今后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等平臺，比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倡導工程項目價值創造管理模式，以提升項目的可持續性和多維績效，為工程管理的系統性重構貢獻中國智慧。

2.構建跨境工程的價值協同機制

可考慮構建跨境價值管理三大平臺：一是數字交付平臺。如基于區塊鏈的跨境工程合約管理系統，在項目管理中實現跨國支付的效率提升，有效縮短爭議解決周期；二是人才認證平臺。如開展“國際價值管理工程師”（IVME）認證，培養跨境項目價值管理的專業骨干人才；三是綠色價值平臺。如構建“一帶一路”工程碳賬戶體系，實現碳資產證券化，以獲得綠色融資溢價。

來源：中國技術經濟學會微信公眾號。